盛宣懷年譜長編
“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第一手資料，創(chuàng)新的論點”三句話，是我做學問遵守的準則。三者綜合運用制成的產品，即是“學術”(著作)二字的含義，這也才能稱得上科學研究。
任何一門學科的研究，都有掌握第一手資料的問題，例如：地學要靠勘測，礦學要靠鉆探、化驗，病理學要靠解剖等等。我們搞歷史學的，也不例外的要掌握和運用第一手資料。不挖掘尋找第一手資料，學術就難以發(fā)展。歷史學的第一手資料，除官書記載之外，應從檔案、文獻、私人記述，以及大量奏稿、函稿等獲得，對中國近代史這門學科來說，當然也應如此。其中研究某一人物譬如盛宣懷其人，尤應挖掘更多的第一手原始材料。
盛宣懷(1844-1916年)字杏蓀，江蘇武進人，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代實業(yè)家，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歷史人物。他所辦的近代輪船、電報、煤鐵礦、冶煉、鐵路、銀行、紡織等企業(yè)，和所辦中國最早的兩所正規(guī)大學——北洋大學堂(天津大...
“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第一手資料，創(chuàng)新的論點”三句話，是我做學問遵守的準則。三者綜合運用制成的產品，即是“學術”(著作)二字的含義，這也才能稱得上科學研究。
任何一門學科的研究，都有掌握第一手資料的問題，例如：地學要靠勘測，礦學要靠鉆探、化驗，病理學要靠解剖等等。我們搞歷史學的，也不例外的要掌握和運用第一手資料。不挖掘尋找第一手資料，學術就難以發(fā)展。歷史學的第一手資料，除官書記載之外，應從檔案、文獻、私人記述，以及大量奏稿、函稿等獲得，對中國近代史這門學科來說，當然也應如此。其中研究某一人物譬如盛宣懷其人，尤應挖掘更多的第一手原始材料。
盛宣懷(1844-1916年)字杏蓀，江蘇武進人，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代實業(yè)家，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歷史人物。他所辦的近代輪船、電報、煤鐵礦、冶煉、鐵路、銀行、紡織等企業(yè)，和所辦中國最早的兩所正規(guī)大學——北洋大學堂(天津大學前身)、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當時又稱南洋大學堂)等教育事業(yè)，培養(yǎng)了大批新式人才，都是中國近代社會發(fā)展所極其需要的，學術界、歷史學界應該將他作為重點研究的對象。然而，終二十世紀從盛宣懷逝世后近九十年來，研究者很少，其中資料難得是重要原因之一。我編著的這本《盛宣懷年譜長編》，就是試圖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這個“難得”，為學者和后來者提供比較重要的第一手原始資料。
關于盛宣懷的資料，可以用“也多也少”來概括，即資料很多卻很難弄到手。論個人檔案材料，上海圖書館所藏“盛宣懷檔案資料”和香港中文大學所藏的盛宣懷親筆函電、條陳等稿與朋僚函電稿，數以幾十萬件計；盛氏個人的奏稿、電稿、函稿、文稿，據行家估計可編一部約達二千五百萬字的《盛宣懷全集》，超過李鴻章(李約有二千萬字)，是中國近代史上所有歷史人物最多的。有關盛宣懷的資料已出版的，除1938年刊行的《愚齋存稿》一百卷（內含《補遺》十二卷)，從1980年以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辛亥革命前后》、《湖北開采煤鐵總局、荊門礦務局》、《甲午中日戰(zhàn)爭》(上、下兩冊)、《漢冶萍公司》(一、二兩冊)、《中國通商銀行》等約五千余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了《盛宣懷實業(yè)函電稿》(上、下兩冊)、《盛宣懷實業(yè)朋僚函稿》(上、中、下三冊)、《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清末議訂中外商約交涉》(上、下兩冊)等約五千頁；另外，還從盛宣懷朋僚來函中選出影印刊行《近代名人手札真跡》九巨冊。此外，中華書局于1960年出版了近三百頁的《盛宣懷未刊信稿》。
有關盛宣懷的資料從已出版刊行的看，可謂多矣！為什么還要編《盛宣懷年譜長編》呢？一是因為對學者們說，這些出版物尤其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八冊很難得到；二是因為除《愚齋存稿》、《盛宣懷實業(yè)函電稿》兩部書基本上是盛宣懷自己的文稿外，其他各書盛宣懷本人的文稿占很小比例。第三是由于我多年積累的約有幾千張未刊的有關盛宣懷的資料卡片可選錄于“長編”中。我在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先生支持下，于1960年前后近三年間，在約五百萬字的“李鴻章未刊稿”中摘錄了不少與盛宣懷有關的資料卡片(“文革”中被抄家損失的于“文革”后重新摘抄)；又于1970年代中后期到1983年七八年間，在盛宣懷檔案資料中抄錄了更多的盛宣懷資料卡片。這些卡片史料，《愚齋存稿》未曾編入。當年編《愚齋存稿》的計劃分四個部分：《奏稿》、《電稿》、《函稿》、《文稿》均起自1896年，刊行者只有“奏”、“電”兩稿，函稿、文稿未見刊行。函稿已經整理抄寫(文稿未整理)，裝訂成三十余冊，封面上書“親筆函稿”四字，未刊行。另有抄寫成冊者《東海親筆信稿》、《戊戌親筆信稿》、《思惠齋親筆函稿》、《軍務親筆函稿》等。我在上述近四十本“親筆函稿”中，摘錄到不少未見或罕見的珍貴資料。應該說明，這些“親筆函稿”均非盛宣懷親筆，而是從“親筆”底稿中抄錄的。這些親筆底稿我一件未看到過。本譜中注明“親筆函稿”字樣是根據裝訂成冊抄件封面上的名稱。但我在盛檔1896年以前的大堆稿件中，卻看到不少盛宣懷親筆寫的文稿、信函、企業(yè)章程、條陳等件，按需要抄錄了一些。我認為上述這些資料更為珍貴。把這些材料編進“長編”中，對學者們作研究來說當是頗為重要的。在這里我特別要對已故三年的顧廷龍先生表達感激懷念之情。第四，編《盛宣懷年譜長編》的必要性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將散在于上述各書之外的其他書中有關盛宣懷史料“拾遺補缺”匯集于一起。例如《李文忠公全書》、《洋務運動》資料八冊、《李鴻章致潘鼎新書札》、《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舊中國漢冶萍公司與日本關系史料養(yǎng)醫(yī)院。在住華山醫(yī)院期間，經王心青大夫精心診治，不久痊愈，經過一段時間療養(yǎng)復查，恢復了此書的編寫，且能成年累月作長期“沖刺”式的工作，終于得以完成。我對王大夫的醫(yī)術概括為：“檢查仔細，判斷準確，對癥下藥，標本兼治。”我在此一并致謝。
《盛宣懷年譜長編》的完成，我的夫人薄芳，起了較大的作用。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期起，一直為我摘抄卡片，我的大量資料卡片不少是她的手筆。《盛宣懷傳》附錄《一生經歷記要》主要是她制作的。在本“長編”“相對集中力量準備”中，我看書她摘抄，配合默契，在上正稿中更是“隨叫隨到”，將卡片抄上正稿和復印資料等，我就將此書出版作為酬勞的禮品給她吧！
夏東元，江蘇靖江人，1920年12月生。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交通大學校大學校史研究顧問教授。早年攻治國家，后來大力鉆研馬克思主義理論，長期在山東濱海公學、曲阜師范、華東白求恩學院、華東師范大學任政治理論教員，講授中國革命史、政治經濟學、馬克主義基礎等課程。1956年起專門從事中國近代史教學與研究，尤側重于洋務運動史研究，自成研究本系；洋務運動發(fā)展論、110年中國近代史以戊戌變法為分段線的兩段論。著有：《鄭觀應傳》、《晚清洋務運動研究》、《盛宣懷傳》、《洋務運動史》、《近代史發(fā)展新論》；校編：《鄭觀應集》上、下冊；編注：《鄭觀應文選》；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大博覽》、《二十世紀上海大博覽》、《中學百科全書·歷史卷》。培養(yǎng)碩士20名，博士14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