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禪與宋代詩學
禪宗發(fā)展到北宋中葉，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即所謂“文字禪”時代。佛經律論的疏解、語錄燈錄的編纂、頌古拈古的制作、詩詞文賦的吟誦，一時空前繁榮。號稱“不立文字”的禪宗，一變而為“不離文字”的禪宗，玄言妙語、綺文麗句都成了禪的體現，中國禪宗史上出現了獨特的富有詩意的宗教文化景觀。
與“文字禪”的興盛相對應，北宋中葉以后的詩歌也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即所謂“以文字為詩”的時代。唐詩中的興象意境，一變而為宋詩的詩眼句法。無論是王安石的工整、蘇軾的新穎，還是黃庭堅的奇崛，都致力于語言的選擇與安排。宋詩學中的許多命題，如“以俗為雅”、“以故為新”、“點鐵成金”、“句中有眼”等等，都著眼于文字的討論。
宋代禪學與詩學這種同步的“語言學轉向”并非偶合，而有一種深刻的內在聯(lián)系，借用佛教術語來說，即二者締結了文字因緣。無論是禪學立場的“以詩語禪”，還是詩學立場的“以禪喻...
禪宗發(fā)展到北宋中葉，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即所謂“文字禪”時代。佛經律論的疏解、語錄燈錄的編纂、頌古拈古的制作、詩詞文賦的吟誦，一時空前繁榮。號稱“不立文字”的禪宗，一變而為“不離文字”的禪宗，玄言妙語、綺文麗句都成了禪的體現，中國禪宗史上出現了獨特的富有詩意的宗教文化景觀。
與“文字禪”的興盛相對應，北宋中葉以后的詩歌也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即所謂“以文字為詩”的時代。唐詩中的興象意境，一變而為宋詩的詩眼句法。無論是王安石的工整、蘇軾的新穎，還是黃庭堅的奇崛，都致力于語言的選擇與安排。宋詩學中的許多命題，如“以俗為雅”、“以故為新”、“點鐵成金”、“句中有眼”等等，都著眼于文字的討論。
宋代禪學與詩學這種同步的“語言學轉向”并非偶合，而有一種深刻的內在聯(lián)系，借用佛教術語來說，即二者締結了文字因緣。無論是禪學立場的“以詩語禪”，還是詩學立場的“以禪喻詩”，都可見出這一點。事實上，盡管詩與禪相互滲透的過程開始于唐代，但二者真正的融合卻完成于北宋中葉以后。可以說，“文字”是詩與禪最終融合的唯一中介。換言之，詩與禪其他相似的內在機制，如價值取向的非功利性、思維方式的非分析性、肯定和表現主觀心性等，只提供詩禪融合的可能性，而二者相似的語言表達方式才將可能性真正轉化為現實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字禪”和“以文字為詩”提供了詩禪相融的最佳范本。
然而，遺憾的是，無論是在禪宗研究領域還是在文學研究領域，“文字”都是一個具有“形式主義”嫌疑的名聲不佳的字眼?！拔淖侄U”自然是遭到忽略或貶斥的現象，一般學者認為，禪宗發(fā)展到宋代，已失去思想史的意義，“越來越從無字禪走向有字禪，從講哲理走向講機鋒，從直截清晰走向神秘主義，從嚴肅走向荒誕”①。而“以文字為詩”也同樣是遭人白眼的對象，在20世紀80年代初曾作為宋人不懂形象思維的活靶子屢受攻擊；宋詩研究勃興之后，仍然處在相對被人遺忘的角落。即使在探討宋代禪宗與文學的關系問題時，學者的興趣也集中在討論禪宗思想對士大夫人生觀的影響，以及禪宗悟入方式對詩歌思維的啟發(fā)，而相對忽略禪宗語言藝術在唐宋詩學轉型中所起的作用。換言之，“文字禪”在宋詩變唐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或是宋詩在變無字禪為有字禪過程中所發(fā)揮的影響，尚未真正進入學者們的視野。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禪宗語言和詩歌語言的問題已受到語言學者的普遍關注，而研究禪宗和詩歌的學者仍對“文字”的意義不屑一顧，相信“直指人心，教外別傳”，或是“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這樣，盡管禪宗與文學的關系問題、禪宗語言問題都成為中國大陸學術研究的熱點，而二者卻一直處于相互隔絕、不相往來的狀態(tài)。最近，語言學界已出現主動打通禪宗研究與語言研究門墻的傾向①，而作為禪學界和文學界的回應，首先便應把“文字禪”和“以文字為詩”納入自己的研究范圍。
“文字禪”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文字禪”即所謂“以文字為禪”，是包容了佛經文句、古德語錄、公案話頭、禪師偈頌、詩僧藝文等等形式各異、門風不同的一種極為復雜的文化現象，但其中貫穿著共同的精神，即對語言表意功能的承認甚至肯定。這與“以文字為詩”的文化背景是一致的。它們都是宋代以文獻典籍的印行為基礎的封建文化全面繁榮的結果，都是宋代文化理性精神的曲折反映。“文字禪”中的確有神秘荒誕的一面，但有些表面荒誕的言句，其實包含著對語言本質的深刻理解。因而，通過對“文字”的解讀破譯，我們可以更多地發(fā)現禪宗的智慧和哲思。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字禪”是佛教中國化、世俗化、儒學化和文學化的必然歸宿，對于宗教學、哲學、文獻學、語言學和文學研究都有重要意義?？梢韵胂螅绻麤]有宋代禪僧和居士們對“文字”的肯定和理解，中國禪宗研究將不可避免地留下巨大的空白，因為現存的禪宗典籍，十之八九都是宋代“文字禪”興起之后的產物。
狹義的“文字禪”是詩與禪的結晶，即“以詩證禪”，或就是詩的別稱。禪的生命哲學與詩的藝術語言聯(lián)手，既促進哲學的詩化，也推動詩的哲學化。詩化的文字是宋人存在的家園。宋詩的研煉句法與反向內心相一致，宋禪的參究話頭和妙悟自性相一致，說明宋人已將現實內容、外在實踐抽象為一種精神性的活動，文字具有了形而上的準宗教的意義。禪宗和詩家共同津津樂道的“句中有眼”，正是這種語言觀的集中體現。明白這一點，不僅可重新評估“文字禪”的價值，而且有利于在更深層次上把握宋詩的精神。
由于“文字禪”與宋詩學的關系既是一種文化現象，也是一種文學現象，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有必要采用多學科、多角度的結合。
首先，“文字禪”和“以文字為詩”表明了宋人對語言本質的更深刻的認識，魏晉以來的“言意之辨”在宋人那里得到更進一步發(fā)展。佛教二道相因的思維方式使得宋代禪宗對言意關系有更辯證的看法。在宋人眼中，指與月、符號與意義、能指與所指、語言與存在，往往有同一性。語言文字并不僅僅是運載思想的工具，而其本身就可成為參禪的對象，“一切語言文字皆解脫相”，宗杲倡導的“看話禪”，正基于這種觀念。同樣，詩歌的句法格律也不是外在于內容的東西，而正是詩歌的格致韻味之所在。因此，必須從語言學的角度來探討禪的文字化和詩的形式化現象。
其次，“文字禪”和“以文字為詩”不是兩個固定的概念，而是在禪宗和詩歌的發(fā)展史中分別逐漸形成的兩種傾向。盡管在晚唐五代就已出現宗門機鋒和苦吟詩派這些有文字化嫌疑的苗頭，但直到北宋中葉后，文字化才發(fā)展為大規(guī)模的席卷禪宗各派（云門宗、臨濟宗、曹洞宗）和詩歌各派（荊公體、元祐體、江西體）的普遍現象。事實上，“文字禪”和宋詩與晚唐五代的機鋒和苦吟已有本質的不同，這還不僅僅是從量變到質變的縱向發(fā)展的結果，而更主要是宋代文化橫向影響的產物。在晚唐五代的分裂混亂之后，宋王朝開始著手文化的重建，經過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幾朝的積累，北宋中葉文化出現全面繁榮，復古思想盛行，學術空氣濃厚，禪宗文獻作為一種人文資源、古典精神傳統(tǒng)，像儒家經典一樣得到人們的重視?！拔淖侄U”的出現正是禪宗順應文化重建任務的表征，而“以文字為詩”則正是時代學術風潮在詩中的折光。因此，必須從歷史學的角度來探討文字禪的勃興與宋詩面貌形成的社會背景和內在原因。
再次，文字禪的流布與宋代士大夫的熱情參與分不開，也與宋代禪僧的文化素質的提高分不開。但宋代士大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多大規(guī)模上與禪宗發(fā)生關系，宋代禪僧究竟具有多高的文化素養(yǎng)和撰述水平，必須通過具體事實來考察。還有，文字禪與宋詩學的文字因緣究竟有多密切，也必須通過具體的例子來證明。這就需要我們從文獻學的角度來檢閱宋代居士和詩僧的基本隊伍，以及宋代文人與禪僧交往、學佛參禪的具體情況，了解宋代語錄、燈錄、拈古、頌古、禪偈、僧詩的編纂情況以及佛經在宋代的疏解流行情況，查證禪家典籍與詩家文集在“文字”上相互交往的實例。
最后，對待文字禪，本書并不想站在純粹宗教的立場上指責它，而試圖從闡釋學的立場對其意義重新說明。近一千年前的那些宗教紛爭已成為過去，我們需要的是從歷史的遺址中去發(fā)現有價值的文物。同樣，唐宋詩優(yōu)劣之爭對我們也沒有多少意義，我們需要的是描述、闡釋、發(fā)現，而不僅是裁判。當然，正如海德格爾所說，存在的歷史性決定了理解的歷史性。完全重建真實的歷史是不可能的，但盡可能做到描述的客觀、闡釋的合理，則應是我們學術研究始終遵循的基本原則。
周裕鍇，1954年生，成都華陽人。文學博士，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俗文化研究所副所長。任中國蘇軾學會會長，中國宋代文學學會、韓國東方學會、中華詩教學會副會長，《文學遺產》、《中國詩學》、人大復印資料《古代近代文學研究》等刊編委。日本大阪大學客座研究員、臺灣東華大學、臺灣大學客座教授。著有《中國禪宗與詩歌》《宋代詩學通論》《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文字禪與宋代詩學》《禪宗語言》《法眼與詩心》《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編年總案》《語言的張力》等書，為《蘇軾全集校注》三位主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