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要附帶一說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和意義的重要，不應太側重于衡量當時知識分子所提出革新方案的成效性，而應正視他們能無所回避、勇于揭露要中國擺脫厄運、走向現代化所必須面對的全盤問題。只有到此地步，中國人對自己的困境才算有徹底的認識。他們這一代所揭示的問題的深度和廣度，無庸諱言到今日尚未達成，因而五四時期所標示的改革課題仍具有生命力?？梢詳嘌裕诖撕蟮闹袊?，只要知識分子仍舊被視為或自視為是推動歷史的先驅力量，相信五四運動于知識界仍然有歷久常新的魅力。不過筆者卻認為，在推動中國近代歷史發(fā)展中，知識界能發(fā)揮了主導和主體作用的，只能是二十世紀初頭的三十年間，這期間也正是由傳統(tǒng)士大夫向近代型知識分子轉化成功的第一代的形成和成長的時期。

其次，除了近代中國革新運動愈步趨深入，以至到五四時期而有一新文化運動的勃興的歷史進程外，我們不能忽略與這個歷史進程相湊泊...

這里要附帶一說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和意義的重要，不應太側重于衡量當時知識分子所提出革新方案的成效性，而應正視他們能無所回避、勇于揭露要中國擺脫厄運、走向現代化所必須面對的全盤問題。只有到此地步，中國人對自己的困境才算有徹底的認識。他們這一代所揭示的問題的深度和廣度，無庸諱言到今日尚未達成，因而五四時期所標示的改革課題仍具有生命力。可以斷言，在此后的中國，只要知識分子仍舊被視為或自視為是推動歷史的先驅力量，相信五四運動于知識界仍然有歷久常新的魅力。不過筆者卻認為，在推動中國近代歷史發(fā)展中，知識界能發(fā)揮了主導和主體作用的，只能是二十世紀初頭的三十年間，這期間也正是由傳統(tǒng)士大夫向近代型知識分子轉化成功的第一代的形成和成長的時期。

其次，除了近代中國革新運動愈步趨深入，以至到五四時期而有一新文化運動的勃興的歷史進程外，我們不能忽略與這個歷史進程相湊泊的第一代近代型知識分子的形成的歷史條件。拙稿下面則試圖從新文化運動溯源作條理去展示第一代近代型知識分子的形成之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關系。

陳萬雄，一九四八年生于廣東省東莞縣。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歷史系畢業(yè)，隨之入中文大學研究所，獲碩士學位。一九七七年赴日本國立廣島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后又在港獲香港大學博士學位。除曾兼任香港樹仁學院和嶺院學院講師外，自日歸港后，一直在商務印書館編輯部工作?，F擔任香港商務印書館總編輯。專著有《新文化運動前的陳獨秀》（一九七九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