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利佛·斯通 Oliver Stone

　　1946年9月15日，偉大的奧利弗-斯通在美國紐約出生，少年時期的斯通受到了布努埃爾和戈達爾的深刻影響，他的家庭和他自己的早年生活也成為他后來電影拍攝的主要源泉和題材。 　　他的父親路易斯-斯通是一名普通金融職員，父親在華爾街的起起伏伏成就了奧利弗-斯通1987年的電影《華爾街》。耶魯大學在外人看來是一個夢想天堂，但對于斯通來說卻是可以隨意丟棄的玩物，在耶魯僅僅讀了一年之后，他就前往越南“支教”，在做了一年的鄉(xiāng)村教師之后，斯通經墨西哥輾轉回了美國。 　　1967年，斯通又回到了他熟悉的越南，但這一次不是來教書，而是因為戰(zhàn)爭。兩次天壤之別的越南之旅也把這個貧窮而美麗的國家深深地烙在斯通身上，他后來拍攝的“越戰(zhàn)三部曲”成為別人難以復制、逾越的鴻篇巨制。 　　和大多數(shù)心懷電影夢想的青年一樣，斯通在越戰(zhàn)結束后開始了自己系統(tǒng)的學習階段，他在老師馬丁-斯科西斯的帶領下以攝影師的角色進入電影圈，其后他出任了一些編劇和剪輯的工作，這些工作為奧利弗-斯通日后的成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78年他憑借《午夜快車》獲得了“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獎”，斯通默默無聞的電影生涯結束了，1981年的導演處女作《手》接踵而來。 1986年對于奧利弗-斯通來說應該是個值得紀念的年份，波爾多的莊園為世界奉獻了若干美酒，而斯通帶給世界的則是一部《野戰(zhàn)排》。獲得2項奧斯卡提名并不奇怪，讓評論界奇怪的是如此角度偏頗的戰(zhàn)爭片竟然在當年的賣座榜上排名第三，奧利弗-斯通的電影被喜歡、被厭惡的陣容旗鼓相當，對奧利弗-斯通及其電影的爭論由此開始。 　　在《薩爾瓦多》(1986)、《華爾街》(1987)、《脫口秀》(1988)未獲好評的情況下，奧利弗-斯通又在1989年推出了“越戰(zhàn)三部曲”之《生于七月四日》，6項奧斯卡提名，最終斬獲最佳導演、最佳剪輯，在其他14項電影節(jié)提名中獲得10項大獎，奧利弗-斯通一舉樹立的好萊塢一流導演的地位，并把對政治和戰(zhàn)爭的鮮明觀點打造成自己的性格標簽。 　　奧斯卡的小金人給了斯通無限自由的創(chuàng)作空間，在“越戰(zhàn)三部曲終結篇”《天與地》之前，他還執(zhí)導了《大門》和《刺殺肯尼迪》，前者不僅成為“大門樂隊”的“官方傳記”，更是后來許多搖滾電影學習的榜樣；后者將斯通的政治片提升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從《野戰(zhàn)排》、《生于七月四日》的旁敲側擊，《刺殺肯尼迪》換成了一副直接拷問的架勢，通過翔實的史料和經絡分明的剖析，給觀眾呈現(xiàn)了隱藏在歷史事件背后的政治黑幕，《刺殺肯尼迪》也因此成為美國最具爭議的電影之一，湯姆-漢克斯在近日宣布將按照官方的“華倫報告”拍攝一部正說“肯尼迪之死”的電影。 　　似乎所有禁忌的主題都能讓奧利弗-斯通產生興趣，1994年暴力題材的《天生殺人狂》雖然在獎項上收獲寥寥，但對于暴力的過分表現(xiàn)，還是在電影界掀起了 軒然大波。 　　《大門》的經驗，讓對于政治深感興趣的奧利弗-斯通執(zhí)導人物傳記得心應手，從《尼克松》開始涉及著名政治人物的傳記。而斯通獨立電影的巨大影響也為他贏得了眾多政治人物的友誼，《尼克松》反映平平并不能阻礙斯通政治情結的膨脹，紀錄片《指揮官》和傳記片《卡斯特羅》給全世界重塑了一個活生生的古巴反美英雄形象。 　　獨立電影的精華已經深入奧利弗-斯通的骨髓之中，外界的評論對他完全不起作用，在巨星云集卻應剛愎自用而大敗的《亞歷山大大帝》之后，斯通重新操起了賴以成名的政治電影老行當，這一次他緬懷的是9·11中的平凡人，雖然他一直宣稱這是一部很“單純”的紀錄片，但影片《世貿中心》的上映還是受到了重重阻撓，令所有人不解的是，同題材的《93號航班》卻順利通過審查。 　　令人欣慰的是，這點挫折并沒有消磨獨立戰(zhàn)士奧利弗-斯通的斗志，相反可能會令他越戰(zhàn)越勇。近期的消息顯示，斯通有計劃為伊朗領導人內賈德拍攝一部紀錄片，而且已經得到了內賈德的同意。更令影迷們振奮的消息是，斯通有意拍攝他的第四步越戰(zhàn)片，4000萬美元的預算和布魯斯-威利斯的加盟，值得每一個“斯通迷”振臂高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