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廉

何廉，1895年生于湖南寶慶(今邵陽)的硤石口村。14歲到長沙入讀新式的邵陽中學，16歲考入有美國背景的雅禮中學。這同時打通了他的留學美國之路。21歲，也即1919年，何廉赴美留學。1926年6月，何廉在耶魯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

1926年6月中旬，何廉在回國途中，接到了南開大學的聘請函，聘請他擔任財政學與統(tǒng)計學教授，開出的月薪為現洋180元。而在他離開美國之前曾接到暨南大學的邀請函，月薪300元?？紤]之后，他決定舍棄高薪接受南開的聘請。他所看重的是京津地區(qū)相對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當時南開的大多數教員具有留美背景，平均年齡僅30歲左右，大家意氣相投，關系融洽。第一年，何廉即開設了“經濟學”、“財政學”、“統(tǒng)計學”和“公司理財學”四門課程，每周要完成12個課時，工作相當繁重。何廉回憶說:“我們每個人確實都是以一種獻身精神工作的，大家都全力以赴盡量當好年輕一代的師表。我們的全部心血都傾注到學生身上，把所有時間都花在南開校園，教授中沒有一位到別處兼職?！币钅甏耗?，北大社會學教授兼系主任陶孟和高薪邀請他擔任“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社會研究部的研究導師，被他以興趣在教學與研究的相輔相成婉拒。張伯苓了解有關情況后，決定減少何廉的授課時間，并撥出研究費用。對此，何廉建議設立一個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后更名為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校董會通過他的建議后，他的時間一分為二，教學和研究各占一半。他每周的課時由12個減到6個。何廉為南開大學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提出的研究任務是:“探討和評價中國的社會、經濟和工業(yè)存在的實際問題?！焙瘟谀祥_的最初課題是“中國物價統(tǒng)計研究”，在收集有關中國經濟的文字材料，整理編撰成《南開中國經濟文集》的基礎上，對上海、廣州等經濟發(fā)達地區(qū)的經濟統(tǒng)計資料重新分析計算出物價指數，于1927年夏完成發(fā)表。之后，他親自走訪商業(yè)區(qū)，收集各類商品的零售價格，綜合編纂并發(fā)布“天津物價和生活指數”。這是國內第一次發(fā)布與人們生活緊密相關的地區(qū)性生活指數，何廉做出了開創(chuàng)性的工作。吳大猷先生曾說:“何廉可能是在國內最早引入市場指數之調查者”。南開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所編制的各類物價和生活指數發(fā)表以后，受到國內外社會的普遍重視。1928年末，何廉開始對中國這個農業(yè)大國工業(yè)化程度及其影響進行研究。他確定以天津地區(qū)為考察對象，調查棉紡、繅絲、地毯、針織、面粉、制鞋業(yè)等各行業(yè)的經濟狀況?？紤]到這方面的研究需要經濟史專家或工業(yè)經濟專家的專門指導，他向張伯苓校長推薦他的耶魯同學和“最親密的益友”經濟史專家方顯廷，擔任研究委員會的研究主任。1929年初，在他的極力游說下，方顯廷來到南開。以后的歲月里，盡管經費緊張時常出現，但他們仍通力合作，研究成果持續(xù)發(fā)表，為南開經濟研究所的發(fā)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即使有近半個世紀的缺席，何廉的開創(chuàng)性工作對于今天的南開仍不乏影響。從1928年開始，南京國民政府對國立大學給予正常撥款，高等教育的狀況有所好轉。特別是清華大學，再加上有庚子賠款的資金來源，以高薪招引了不少名人大家。因此在1929年夏季，南開的蔣廷黻、蕭公權等多人脫離私立的南開去了國立的清華。在這一波師資流失潮中，何廉難得地繼續(xù)留了下來。同時，為了在殘酷的競爭中生存下去，南開有意淡化理科色彩，轉向北大、清華尚未涉足的企業(yè)管理人才、工程技術人才的培養(yǎng)上。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于1930年春天，張伯苓請求何廉在社會經濟研究會之外，再主持商學院和文學院經濟系的工作，何廉接受了聘請。1935年，南開經濟研究所與燕京大學、清華大學、金陵大學、協(xié)和醫(yī)學院等聯合組成“華北農村協(xié)進會”，何廉任會長。該會與晏陽初等倡導的農村改良運動相配合，借助外國資金，發(fā)揮各校優(yōu)勢，合作培養(yǎng)各種人才，“充當農村合作、農業(yè)發(fā)展、鄉(xiāng)村保健和衛(wèi)生等方面的實際工作人員”。他們以山東濟寧為基地進行農村建設的實驗，其目的是“進行有關縣政改革和農村建設的實驗，并為大學應屆畢業(yè)生和研究生提供實習基地”?？箲?zhàn)中，華北農村建設協(xié)進會南遷，更名“中國農村建設協(xié)進會”，何仍為會長。這位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學者，在教學與研究中極為重視經濟學的“中國化”。

回國之初，何廉先到北京、上海、南京三地，考察了北大、燕京、清華、金陵、復旦、滬江、圣約翰等十余所大學。他發(fā)現，當時“社會科學的教學內容幾乎完全是關于西方國家的狀況，特別是美國狀況的材料……很少涉及中國的現實生活”。各大學經濟學專業(yè)，甚至“連一門涉及中國的經濟發(fā)展和組織情況，或有關中國農村經濟的課程都沒有”。他認為，“中國的經濟學教師，應當能夠勝任討論中國的經濟問題，掌握與他們的教學有關的中國材料?？墒菍嶋H的情況恰恰相反。一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能夠勝任講演美國的都市財政，比如馬寅初教授曾寫過論紐約市財政的學術論文，然而他們之中很少有人對于中國的一個縣政府的財政略知一二的”。他在1935年出版的教材《財政學》一書的引言中說:“社會科學之教本，欲期詳明，貴能闡述理論之概要，而以實際事實印證之?？紝嶋H事實，各國不同，故教本之編著，亦貴能相體裁衣，具有國別。近十余年來，吾國社會科學，漸已發(fā)達，然國內各大學中，所采用之教科書，仍多為西籍，即有用中文本者，亦大都取材外國事實。夫采用外籍，固不足病，第以之為講授之教本，則承學之士，所學與所見迥殊，結果思想易陷于分歧，而所學易感覺隔膜……習用外籍，因循不變，終難使吾國學術，脫附庸而進于獨立?！闭峭ㄟ^此次考察，何廉決定改變當時國內已蔚為風氣“照單全收”的教學方向，確立了“把西方經濟學‘中國化’”的目標，即“將中國的材料與學科內容融合在一起，并且利用中國的素材來解釋原理”。他明確地說:“如果一位教師在教課中不能探討他執(zhí)教的本國當前的經濟問題，我覺得他最多不過是‘空談’……首先要逐步了解中國的實際經濟現狀……其次還要使教科書中得出來的結論能被學生們應用?！笔侵袊鄙俳洕矫娴牟牧蠁?？回答是否定的，只不過“拿來”比“消化”簡單得多，很少有人真的下功夫研究實際的問題。何廉在講授財政學里的公共支出、公共收入時，就從財政總長手中收集到了中央政府各時期的支出資料，從海關總監(jiān)以及稅務官那里索取有關年報。為收集資料，他曾在商務印書館發(fā)現了出版于民國初年一套二十卷的政府財政報告書。他以很便宜的價格購買了這套無人問津的書，對他來說這套書是“無價之寶”。與此同時，他還在京津地區(qū)收獲了一系列研究資料，比如工廠和手工作坊的工資記錄、學徒契約、租地契約，以及政府檔案、農村租稅簿。最令他興奮的是，他為南開收集了一套完整的海關年報，使南開成為擁有該套年報的三家機構之一。以上所有收藏構成了南開中國經濟藏書的主體，到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前，這類書刊的總數已超過6000部。這些資料為何廉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的“中國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在吸收消化國內材料的基礎上，何廉率先開始了經濟學教材的“中國化”。他說:“我覺得絕對必要的是將中國的材料與學科內容融合在一起，并且利用中國的素材來解釋原理，這樣來使我的教學‘中國化’?！敝?931年，何廉在助手的協(xié)助下，對自己開設的《經濟學原理》、《財政學》、《統(tǒng)計學》等課程都編寫了適用于中國大學的教材。《劍橋中華民國史》評價道:何廉“為中國的經濟學教學指出了新的方向?！?936年6月末，何廉接到時任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的一封信。該信轉達了行政院長蔣介石邀請何廉出任行政院政務處長的愿望。當時中日戰(zhàn)局已是箭在弦上，南開校舍更與日軍司令部緊鄰，張伯苓已考慮在重慶創(chuàng)設南開分校。他認為何廉從政對解決南開的困難會有所助益，因此建議何廉接受邀請。在此情況下，何廉于7月末走馬上任。在此后長達10年的時間里，他雖然身在政府，但一直擔任重慶南開經濟研究所的“在假所長”，這也為他抗戰(zhàn)勝利后回歸南開埋下了伏筆。1938年，南開大學南遷昆明并入西南聯大，而南開經濟研究所為“就近何廉”居留重慶。他堅持每周到所問事，1941年后更是每周三天到所。1946年，何廉堅決離開政界。同年11月，他北上天津，面對一片廢墟的南開校園，他深感南開復校艱難。

1948年8月，正在美國以聯合國社會經濟理事會的經濟與就業(yè)委員會和人口委員會中國代表身份考察的何廉受召回國，出任南開大學代理校長。當時，張伯苓已經接受考試院院長的任命。但他與蔣介石有一個默契，即仍擔任南開大學校長。為此，何廉在上任前拜訪了教育部長朱家驊。因為朱家驊認為，張伯苓既已擔任考試院長，就不應再在教育部署下的國立南開大學任職。而何廉明白只要張伯苓不提出辭職，教育部是不可能發(fā)布新任命的。因此，何廉建議張伯苓在考試院長任期內，向南開大學請假缺勤，他自己以經濟研究所所長的身份代行校長職務。這樣，既可以使教育部不發(fā)布新任命，又不違背政府人員不可另兼公職的規(guī)定，同時也照顧了張伯苓的個人意愿。對此，張伯苓很是贊同，而朱家驊只是默認。10月14日，何廉正式上任，張伯苓主持了他的就職儀式?？傻诙煲辉?，天津的報紙刊登的卻是張伯苓辭職，何廉為代理校長的消息。這樣的消息深深傷害了張伯苓，何廉憤怒地給朱家驊寫了一封抗議信，卻沒有得到任何回應。何廉上任僅僅一個多月，就掛職而去。

1949年1月，舉家從香港轉赴美國。3月，赴日內瓦參加聯合國人口會議。6月，接受哥倫比亞大學邀請任客座教授。1955年擔任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終身教授，此后相繼開設了“中國經濟結構”、“共產黨中國的經濟發(fā)展”、“中國土地制度”和“日本的經濟結構”等課程。1956年應歷史學教授韋慕廷(C.Martin Wilbur)之邀，共同主持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歷史工程（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1958一1976），先后聯絡采訪了十六位民國名人政要，留下了大量的歷史研究資料。1961年因高血壓癥困擾而從哥倫比亞大學退休。1965年10月，接受哥倫比亞大學口述史研究中心訪談，至1966年8月完成《何廉回憶錄》。1975年7月，病逝于美國紐約。

《中國工業(yè)化之程度及其影響》、《中國六十年進出口物量指數、物價指數及物物交換指數（1867~1927）》《財政學》、《所得稅比較論》、《何廉回憶錄》等。

1927年創(chuàng)建南開大學社會經濟委員會（今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是中國高校最早構建的經濟學人才培養(yǎng)和科學研究機構。

1.何廉是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創(chuàng)始人，被后世學人稱為“中國現代經濟學的開山人、中國最早的經濟學研究生教育制度的開創(chuàng)者、中國現代經濟學史上很重要的人物?！?/span>

2.《劍橋中華民國史》評價道:何廉“為中國的經濟學教學指出了新的方向?！?/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