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杜甫和李白可以每天通電話、發(fā)微信，那么杜甫還會寫二十多首詩去懷念李白、歌唱李白嗎？

從這個角度來看，是否意味著“不連接”或“阻隔”對人類來說有一種特殊的意義？

本文是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李敬澤在2020騰云峰會上所作的主旨演講，略有刪節(jié)。

今天的主題是“連接”。我記得二十多年前看過美國一份互聯(lián)網(wǎng)雜志，就叫《WIRED》，中文名是《連線》，這個詞也是計算機、網(wǎng)絡意義上的“連接”。所以，連接真是這個時代的關(guān)鍵詞。

“連接”對應的是“隔離”，“連線”的技術(shù)問題在于“故障”，你仔細斟酌這兩組詞，“連接”、“連線”與“隔離”、“故障”，你會覺得，前者是肯定性的，是常態(tài)，而后者包含著負面的否定性，是常態(tài)出了偏差。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和經(jīng)驗里，我們已經(jīng)習慣了常態(tài)、習慣了肯定性，我們一直以為我們正向無遠弗屆、無孔不入的連接高歌猛進。

但是，經(jīng)歷過2020年，身處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時刻，我們忽然發(fā)現(xiàn)，否定性并未消散，隔離和故障意外地袒露出來，好像它就是自然與生活的另一副面目、另一重根基。由此，我們不得不回到辯證法，回到對否定的再認識和對肯定的再認識。

我這幾天正在追一部諜戰(zhàn)劇，背景是上世紀40年代的上海，扣人心弦，欲罷不能，所以我剛才上臺前只想睡覺，因為昨夜很墮落，追劇就追到凌晨兩三點。這個劇充滿緊張的懸念，種種千鈞一發(fā)，種種陰差陽錯，但看著看著我忽然想到，這樣的一部電視劇，這樣一個漫長、縝密的故事，它之所以能夠牽著我一路跑下來，跑到昨夜的二十多集，是因為有一個根本條件——那個時候的上海，沒有手機。

幾乎每一處懸念、每一個關(guān)鍵時刻，如果主人公手里有一部手機，問題就不存在了，不危險、不緊張了。敵人在門外設下羅網(wǎng)，隨時準備沖進去，現(xiàn)在必須要通知屋里的同志，“我”在街上狂奔，尋找一個公用電話亭，好不容易找到一個，里邊的姑娘正在和閨蜜討論電影和口紅，簡直急死了。這個時候如果掏出手機，問題就沒有了。

李敬澤在2020騰云峰會

所以我這一夜一夜看的是什么？是由于不連接，由于弱連接，由于連接的故障，造成的一個否定性情境，在這個情境里，人面臨著龐大的偶然性。偶然性是什么？

偶然性是意外，是你的“意想”之外，你沒辦法和世界充分連接，信息不對稱，你是針尖，世界是風暴，于是，你的戲劇——如果你是個足夠堅強、聰明和幸運的家伙，你就會身在戲劇中，而你的戲劇完全系于你以一己之力如何應對這四面八方呼嘯而來的偶然性，那些偶然性都在千方百計地否定你——迄今為止，這構(gòu)成了人類的大部分故事、大部分戲劇。

假設這個世界上早有手機，那么昨天晚上那部電視劇就沒有了，很多劇很多小說都不會有。此外，我想我們恐怕還會失去很多其他的東西，比如杜甫的很多詩。

疫情期間我閑著沒事兒讀杜詩。杜甫的詩1444首，但如果他有手機的話，起碼有五分之一是不必寫的?！胺榛疬B三月，家書抵萬金”，“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寫的都是空間和時間上的阻隔、間斷，這種阻隔、間斷、不連接使杜甫成為了一個追憶、遙望、惦念和感嘆的詩人。

王國維講“隔”與“不隔”，講的是心與物、詞與物之間，好的詩人要越過千山萬水、捅破一層紙，由隔抵達不隔，但如果沒有對“隔”的深刻感受，又何來“不隔”。對杜甫來說， “隔”就是一個精神空間，一個抒情場域，他的追憶和遙望，使不可及的人事物返回和構(gòu)成他的世界。

我們都知道李白和杜甫關(guān)系很好，至少杜甫終其一生都保持著對李白的仰慕。但實際上他們在一起的時間很短，初次相見的時候是在洛陽，那時候李白四十四歲、杜甫三十三歲，然后他們一起在河南轉(zhuǎn)了一圈，然后又到山東轉(zhuǎn)了一圈，此后便是“渭北春天樹，江南垂暮云”，無復相見。

但也就是因為這不相見，在漫長歲月里杜甫寫了二十多首詩懷念李白、想念李白、歌唱李白。我想如果他有手機，如果他和李白隨時都可以通電話、刷微信，那么，這些詩不必寫了，而且他們的友誼、他們的感情很可能保持不了那么長時間，因為天天言來語去，密切連接，他們又是兩個如此不同的人，他們又生當天翻地覆、意見紛紜的大時代，不知道哪一天一言不合，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

所以，幸虧不連接，不僅人間有好詩，而且人間還值得。

我現(xiàn)在的工作包括管理一家博物館：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這是世界最大的一家文學博物館，其中收藏著現(xiàn)代以來大量的作家手稿和信函。當然現(xiàn)在我們面臨一個問題，這個時代的作家手稿沒有了，信也不寫了，以后我們收藏什么？以后研究文學史的人研究什么？

這個問題現(xiàn)在無解，總不會是作家把畢生的聊天記錄和微信截屏捐給我們吧。但是寫信還是不一樣的，最近我們辦了一個巴金的朋友圈的信札展覽，我仔細看了巴金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和遠方朋友們的通信，我忽然想到，這種書寫、這種連接絕不僅僅是為了通消息、傳信息，也不僅是為了交流思想和感情，除此之外，它有一種類似于本雅明在談論老照片時所說的那種“靈氛”。

你能感到，通信的這兩個人，他們被空間和時勢所“隔”，他們以書寫、以遙望克服這種阻隔，但是，在他們的“不隔”中又內(nèi)在地包含著“隔”——一種由“隔”而生的珍惜、珍重、柔情和溫暖，正是這種“隔”使兩個不同的人忽略他們之間的差異，使世界獲得一種由“我”和“你”或“我”和“他”構(gòu)成的完整性。

由于沒有手機，由于通訊不暢或見面不易，人與人之間形成了一個距離，這個距離或許是某種否定性的、險惡不測的荒原，由此孳生隔膜和敵意。但是，這個空間也提醒和召喚著人們，小心翼翼，懷著敬重和好奇去跨越荒原，認識、惦念、甚至愛上那個不同的“他”或“她”。

這樣下去，我很快就會端出一碗熱騰騰的雞湯了，但是，我還必須要反過來說，正是由于“隔”，由于連接的困難，由于身體外、家門外存在著那么一片荒原，人才必須確認自己是自己，也必須從“我是我”這個地方出發(fā)去連接他人。

在這個意義上說，連接是我們的天性，我們的天性一定要追求“不隔”，同時另一方面，“隔”或者不連接也是我們的天性，甚至我認為某種程度上不連接是我們更深的天性，是我們更根本的精神結(jié)構(gòu)。

因為，人就是這樣，與他人連接是困難的，我們甚至和自己都不連接，不用學過弗洛伊德也知道，我們每個人恐怕都不能說我完全了解我自己。而且我們每個人還面對著一個絕對的不連接，就是與死亡不連接，我們無法連接我們的死亡。

也就是說在這里存在著一個絕對的否定性，人必須像黑格爾所說的那樣棲息在這個絕對的否定性的身邊，才能開始精神上的遠行。

我說得有點拗口了、復雜了，其實特別簡單——人先要把自己從世界里區(qū)別出來，把自己變成一個不透明的存在，然后才能談得上我和其他人、和這個世界的連接。

就像在我們這個時代，為什么我們所有的人都那么在意自己的這點隱私？在高度連接的互聯(lián)網(wǎng)、大數(shù)據(jù)之下，為什么個人信息、隱私變成了普遍焦慮，問題的實質(zhì)肯定不是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可告人之秘密，實質(zhì)在于，我必須有什么東西是不可連接的，如果我把不可連接的區(qū)域全部敞開，那么我還是我嗎？

如果“我”都沒有了，每個我都成了一個被連接之物，那么這個連接的意義又在哪里？這不是“細思恐極”嗎？這不是觸及到人的生存之根基嗎？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特別喜歡我們今天的主題詞——“流動的邊界”，“流動”暗示著連接，暗示著我們這個時代無所不及、一往無前的技術(shù)上和交往上的連接能力，但與此同時，我們必須面對那個“流動的邊界”，必須思考這個“邊界”在哪里，這恰恰是科技需要和人文對話的地方，是科技需要和人性對話的地方。

大家都談到了2020年，這一年，在全球性疫情及由此而來的政治和社會震蕩中，我們都渴望超越阻隔去實現(xiàn)連接和理解。但同樣在2020年，我們也強烈地意識到，作為一個人，我必須確認我是誰，我和別人不一樣；推而廣之，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文明，可能也同樣必須確認自己的邊界何在，何以“我是我”。

一個不能自信地為自己確立精神邊界的文明，幾乎就沒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它只能被連接，它不可能成為連接的主體。當我們創(chuàng)造、塑造未來時，除了技術(shù)，這個流動的、內(nèi)在的邊界應該是一種更為根本的力量。

所以，說到底，我相信，盡管有了手機，有了大數(shù)據(jù)，激勵著人類去創(chuàng)造和探索、去遠行去戰(zhàn)斗的，依然是那些偶然和意外。當黑天鵝升起，當灰犀牛站起，偶然和意外激發(fā)著人的恐懼驚奇、人的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

同樣，盡管我們現(xiàn)在通過手機零散地、無時無刻地連接和敞開，但是我也相信，那個手持手機的杜甫也依然會為自己保持一個與他人、與世界的距離，以便于他的遙望、認識、追憶和愛。沒有這個距離，這些事關(guān)人之為人的根本價值可能就不復存在。這就是我要說的：既要不隔，也要隔，為了更好的不隔，要更好地隔。